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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后半生，竭尽全力进行北伐战争，从公元227年到公元234年，八年中六出祁山，最后一次竟病死于军营之中，谱写了一曲壮志未酬的悲歌。
千百年来，人们在对诸葛亮表示不尽的慨叹和惋惜之余，也曾反思过：诸葛亮六出祁山到底对不对？如果对，为什么不能取得成功呢？如果不对，又为什么能赢得后人如此的尊敬与惋惜？
千秋功罪，留与后人评说。今天我也来评议一下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功与过。
诸葛亮为什么要北伐？
首先，诸葛亮的北伐是势所必行，是由他的人格和志向所决定的。他和刘备有知遇之愚。作为一个士人，他的最高的政治目标当然是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他的最高的道德准绳则是感恩图报，坚守信义，士为知己者死。这两个方面都是与刘备发生联系。
刘备是有大志的英雄人物，又有皇室后代的名声，刘备对他是如此的礼遇和信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境遇呢？所以刘备活着的时候，他对刘备尽心竭力，帮着刘备创建帝业；刘备死了以后，托孤于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
其次，诸葛亮的北伐也为形势所逼。魏、蜀、吴三国，从地域和实力来看，魏据有中国北方这个广大地区，人力物力资源丰富，实力最雄厚。吴占据整个长江以南，实力仅次于魏，又有长江天堑作为屏障。蜀国虽然是天府之国，但毕竟偏处一隅，人口少，国力最弱。这从蜀、吴灭亡时开列的文簿也可以看出来：蜀国是28万户，94万人；吴国是52万多户，230万人。吴国比蜀国大多了。
正因为如此，蜀国迟早也是魏、吴的口中物。与其坐以待亡，不如以攻代守。诸葛亮采取的就是这个方针。他在《后出师表》中说：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坐以待毙，不符合诸葛亮的性格；主动进攻，才是他的志向。“非惟天时，抑亦人谋”，这就是他的世界观。而且，在进攻中，也许还能找到某种战胜敌人的契机，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历史上也不乏先危而后安的例子。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固执地非要兵出祁山，而不选择另外一条进攻道路呢？
这个问题同样是由形势与决策人的个人性格相结合而决定。按诸葛亮的设想，原来是打算分两路合击，一路是从汉中入秦川，占领长安，以向宛、洛，一路是由荆州，取襄阳而北上，径袭许昌，这的确是很高明的战略。可是，由于孙吴的背盟，关羽丢失了荆州。荆州一失，等于丧失了一个拳头。现在当然只有出汉中一条路了。
当然，即使是出汉中，也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是魏延在出师之始就提出的，以五千精兵，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北，奇袭长安。但是这个方案没有被诸葛亮采纳，诸葛亮认为这个计划太冒险。
其实，魏延这个计划虽然有点冒险，但不失为良策。就连司马懿也批评诸葛亮因过于谨慎，而失去了战机。司马懿在被起用领兵来与诸葛亮作战时，对先锋张邰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迳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恐有失，不肯弄险。”司马懿竟与魏延早先说得不谋而合。由此可见，诸葛亮坚持“从陇右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是他的军事个性决定的。
诸葛亮在回答众将问他为什么只攻祁山时说：“祁山乃长安之首也：陇西诸郡，徜有兵来，必经由此地；更兼前临渭滨，后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先取此地，得地利也。”
诸葛亮的选择并非是错误，但不一定是最佳方案，这是很显然的。
然而，诸葛亮的北伐注定了不能成功（实际上就是失败，不成功不过是一个委婉的说法），也是很显然的。这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遇到司马懿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诸葛亮在首次出师之前，曾多次说，他早就想伐魏，只是顾虑司马懿。后来马谡跟他献了一个反间计，让魏君曹睿解除了司马懿的兵权，诸葛亮一接到这个情报，便出兵了。正如诸葛亮自己所说的：“平生所患者，独司马懿一人而已。”
可是，曹睿毕竟也是个聪明人，每当事情紧急时，他总是及时地起用司马懿，从而打破了诸葛亮的计划。首出祁山，双方争夺街亭，本是英雄所见略同，但由于诸葛亮错用马谡，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以后几次，各有胜负。虽然蜀兵胜利居多，但司马懿一到不利，便采取坚守策略。司马懿坚守，诸葛亮攻不破，只好退兵。
最后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从另一方面看，未尝不是司马懿的胜利。
其次，即使司马懿在葫芦谷真的被烧死了，诸葛亮也未必能攻占长安。
二出祁山时，就因为魏国郝昭守住陈仓城，诸葛亮攻了20多天，始终未能攻下，最后因粮尽退兵。由此可见，魏国不乏人才，司马师、司马昭、邓艾、钟会等层出不穷，而蜀国人才零落，到后来只有姜维在独力支撑。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成了贻笑后世的口实。
第三，兵力、粮食不济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诸葛亮的北伐。
司马懿早就料定：蜀兵利在急战，如果一坚守，蜀兵必然粮乏退兵。二出祁山即因魏兵坚守，蜀兵缺粮，无功而返。五出祁山时，诸葛亮还率师跑到陇四装神做鬼去割小麦。李严因军粮供应不上，制造谎言让诸葛亮撤兵，多少也反映了一点问题。
从兵力来看，魏是泱泱大国。出兵十几二十万不成问题。蜀是小国，难以肩负过重的军事负担。诸葛亮初出祁山，说是兵力30万，如果说，蜀国总人口不到一百万，那岂不是三人中有一人在当兵打仗？战争不可能不死人，蜀兵怎禁得起连年战争的消耗？所以在五出祁山时，诸葛亮不得不让该轮休的士兵留下来打仗。
第四，蜀国内部虚弱。
后主刘禅昏庸，重用宦官，贪图享乐。四出祁山时，司马懿用同样的反间计，离间刘禅与诸葛亮的关系；在蜀兵节节取胜的情况下，刘禅竟下诏将诸葛亮召回来。致使这次北伐又中途而废。诸葛亮到了后期，不得不事事躬亲，他自己也感到越来越心劳力拙，以至于呕血而死。
第五，蜀兵是孤军作战。
东吴自赤壁之战以后，一直与蜀国存在着隔阂。关羽、刘备直接毁弃了吴、蜀同盟。刘备死后，诸葛亮虽然恢复了同盟，但东吴并不诚心。诸葛亮六出祁山，东吴多持观望态度，只有在第六次才出兵攻魏，但旋即遭受惨败。诸葛亮听到这消息，不由长叹一声，昏倒在地。他知道，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看到，诸葛亮的北伐，必然是难以成功的。即便有某种机遇（比如司马懿在葫芦谷被烧死了，或者说采用了魏延的方案）。侥幸地成了功，占领了长安，那就能灭魏吞吴吗？那肯定也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千秋万代，人们瞻仰崇拜、歌功颂德的只是诸葛亮呢？
这一方面取决于中国民众的胸怀和历史观：不以成败论英雄。民众的历史观与“胜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历史观是对立的。《三国演义》无疑体现的是中国民众的历史观。
另一方面在于诸葛亮所坚持的事业，即诸葛亮北伐所树立的旗帜：恢复中原，重兴汉室。这面旗帜显然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事实上，三国时代的人都已知道汉室的衰微是不可避免的。鲁肃初见孙权，给孙权分析形势，便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便是建立在鼎足三分的基础上的，难道诸葛亮、刘备自己真的是要将曹操除掉后，仍然扶着汉献帝当皇帝吗？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吧。所以，“兴复汉室”只是刘备争取人心的一面旗帜。
同时，“兴复汉室”还是宋元时代汉民族的爱国精神的体现。宋元时期是三国故事广泛流传与《三国演义》成书的时期，因此，宋元时代汉民族反抗异族侵略的愿望便在小说中体现出来。陆游不就是高歌过“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吗？
第三个原因是诸葛亮的光辉人格。诸葛亮为了恢复中原，兴复汉室，做到了竭忠尽力，死而后已，这种精神体现为了一种正义事业，为了国家民族而不惜自我牺牲的伟大人格。诸葛亮在六出祁山中，做到了凭个人主观努力所能做到的一切，他发挥出极大的聪明才智：使战争成为一门绚丽多彩的艺术，创造了令人头眩目昏的光辉战例。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特别是他的悲壮的死，足以使后人血泪满襟。
杜甫有诗云：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唱出了天下后世缅怀诸葛亮的共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