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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耻的两个皇帝，一个是皇帝赵桓，一个是太上皇赵佶。金国在消灭了辽国之后，分兵两路南下进攻宋朝，直逼宋朝国都开封。宋徽宗赵佶苏醒过，伸手索要纸笔。内侍呈上纸笔后，赵佶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于是，太子赵桓受父宋徽宗赵佶禅让登基。
小时候上历史课，最不喜欢的两段历史时期，一个是清朝末年的内忧外患，另一个就是大宋朝的靖康之耻了。记得每次学习时，在讲台上的老师声音低沉，台下的我们听得也是备受煎熬，唉声叹气。
以至于长大成人之后，我选择历史方面的书籍时，都会故意躲开这两段时期，总觉得自己的小心脏无法支撑自己回顾那段沉重、屈辱历史。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强烈推荐了郭建龙著的《汴京之围》，我一看讲的就是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的历史细节，着实开始抵触起来。
但是，我又看到了封面上写的两行小字：用丰富史料复原多方立场，以叙事笔法书写盛衰之思。
这一下子又让我对此书有了兴趣。
学习历史有什么意义呢？
唐太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可是，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读史人就必须要摘下有色眼镜，不先入为主，尽可能的从一个平和与客观的角度去回顾那一段历史。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本好的历史书的帮忙了。
可什么样的历史书是好书呢？我认为有两点：
一是要诚实的叙述历史，不拘泥于一个视角，多方面还原。
二是少自我发挥，少慷慨陈词。
现在，很多畅销的历史著作，很多是走“戏说”路线，为了迎合大众，很多创作者不惜将历史人物“人设化”，“脸谱化”。甚至杜撰出各种名人轶事，情感绯闻，来吸引读者阅读。
以至于让很多读者觉得，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个柔情铁汉，汉高祖刘邦是花心大渣男。再提到靖康之难的宋徽宗，就马上想到他和李师师的那段缠绵悱恻的感情故事。
我想，这样戏说甚至是虚构性质的历史书，已经根本不具备让后人“以古为镜”的作用了吧。
除了要正经的陈述史实以外，这本书的作者最好少去自我发挥，少讲解自己的观点。
人们阅读时，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位置。因为人们是跟着创作者的思路去阅读的，很容易就直接将脑袋交给作者，作者说什么，读者就信什么。
如果作者陈述过多自己的观点，读者会很容易被影响到。
为了让读者在阅读时进入“无我之境”的状态，作者就先要在陈述史实时，抛弃自我。
具备这两点的，我认为就是好的历史书。
而这本《汴京之围》恰恰就是这样的书。
知道靖康之难的朋友，大多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靖康之难这样的悲剧事件到底为何发生？”
是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北宋可以被称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了。尤其是宋仁宗时期，经济发达，百姓和乐，君臣和谐。
从1063年，宋仁宗归去之后，到1127年靖康之难，从盛世到亡国，短短64年，一个帝国就轰然灭亡了。怪不得有网友说，靖康之难与安史之乱，都说明了时局也和小孩子的脸一样，说翻就翻，说变就变！
在《道德经》有这样一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福与祸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好事下也蕴含着坏事的“种子”，如若处理不当，好事也会引发坏事的结果。
用这个来形容靖康之难，实在是太恰当了。
可是，在盛世之下的大宋朝，到底有哪些原因致使其以一个如此难堪的方式覆灭亡国呢？
纵观历史，你会发现，每个朝代的灭亡，不是因为钱，就是因为兵。
北宋也不例外。
困扰北宋最大的问题是“三冗”问题，即冗官、冗兵、冗费。
众所周知，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才当上了皇帝。自古以来，当皇帝是讲究合法继承性的，赵匡胤显然不具备。
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要想巩固皇权，往往采取的招数，要么严刑酷法镇压之，谁不服气杀谁！要么就是宽以待人，实行怀柔政策来安抚。赵匡胤选择了后者。
他虽然推翻了后周的政权，但却没有赶尽杀绝，反倒是继续让他们当官发财，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以保持政权的稳定。
也许，从前期上看，这并没有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财政需要养活的人越来越多，包袱也越老越大。
除了钱上的问题，北宋在“兵”上的问题，则体现在“兵弱”上。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后代的君主必然会引以为戒。要想防止地方政权起兵造反，就必须要削弱他们的权利，于是，军事官僚系统被设计的相当复杂。
枢密院掌管军事大权，负责调兵，但是练兵又不归他们管。
三衙，分别为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他们负责统领全国的禁军和湘军，负责练兵，但是打仗时，领兵又不归他们管。
领兵需要另设将帅。
除此之外，各地方还会有很多军事职务，来负责当地驻兵的监管、协调和后勤。
这样的做法，虽然将权利分散，互相牵制，的确降低了地方割据，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可是，却牺牲的是军队的战斗力。
你想，打仗，说白了是将军和士兵的配合，可是，调兵的不负责练兵，练兵的不负责统帅，彼此都陌生，一不熟悉，二没有忠诚度，三调兵规则复杂，战线拉得太长，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呢？
所以，总的来说，北宋的覆灭，也许从建国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
一个悲剧事件的根本原因弄清楚了，那么，导火索是什么呢？
有的观点会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宋徽宗赵佶身上。觉得他昏晕无能，沉溺于女色，懒于朝政。
可是，有这样特点的皇帝，不在少数，也不是每个都成为朝代终结者啊？
在品读历史时，我们会容易从道德层面上去判断这个人的功过，尤其对皇帝。可道德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其实并无直接的关系。
就拿懒政来说，宋仁宗也不怎么勤奋啊，还有明朝的明神宗朱翊钧，但人家也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光景。
罗振宇在讲明朝时，也曾经说过，这个皇帝如果懒，没事，只要他不去瞎干预朝政，这个官员体系会自行运转。不会耽误事。
所以，懒政的皇帝，未必就不是个好皇帝。
朝堂灭了，就将责任全部推到皇帝身上，然后皇帝再将责任推到女人身上，最终得出“红颜祸水，美色误国”的“传世真理”，这样的经验教训总结，不仅是粗暴片面的，更是没有什么价值。
当然了，我也并非在给宋徽宗洗白。
在我看来，宋徽宗最大的毛病，恰恰就是宋朝权臣章惇对他的评价，过于轻佻。
在宋哲宗英年早逝之后，因为他没有子嗣，于是需要从宗室子弟当中选择继承人。太后与宰相章惇、枢密使曾布商议，章惇推荐了简王，申王，但都被一一否决，太后则推荐是端王赵佶。
章惇则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但终究是没有挽回局面，端王赵佶顺利登基，章惇自然不被重用，被贬职到雷州之后，又被诬陷谋反，最终被打倒，子孙永世不得为官。
到底什么是轻佻？
它指的是言语举动的不庄重，不严肃，行动不沉着，不稳重。
在我看来，不沉着，不稳重，也许是章惇觉得赵佶难当大任的原因。
而从宋徽宗在朝堂外交上的一系列谋划上来看，章惇还真的没有看走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