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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文坛上，有一支叫做桐城派，也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或者是桐城散文派。这个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槐、姚鼐等人。具体一点来说，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奠基者，方苞、刘大槐和姚鼐三人，被尊称为“桐城三祖”。
清末，武有湖湘军，文有桐城派。
“桐城派”是古代中国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
桐城派的形成很早，目前公认起源于明末的归有光。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到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
再顺治康熙年间，随着一堆科举入仕的人兴起，如张英、张廷玉父子等，又通过科举、官场扩大了影响力。
真正的崛起时期，在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
戴名世的《南山集》对清廷的影响很大，因为里面除了文学，还记录了太多明末清初的事件，虽说是事实，但有的客观实际已经对清廷形象不利。
中间对于清初隐匿不仕和抗清人士的一些歌颂，即使想表达爱国情愫，但实际已经触碰了统治者神经。
康熙五十年十月终于爆发，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及其《南山集》，清廷一系列处分，对整个桐城派崛起造成了巨大打击。
方苞，是几位桐城派作家中最幸运的人。康熙三十八年，他中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考中进士，因母亲生病而归家，未出仕。
康熙五十年也受到《南山集》案件的牵连，下了监狱。不过，不久就被康熙帝特赦，不止特赦而且还抬入八旗汉军，入值南书房，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
到雍正、乾隆时期，虽也有起起伏伏，但终归长寿、善终。
刘大櫆，相对方苞就相当不幸了。《南山集》虽然他没有下狱，但惹来了老乡、当朝大学士张廷玉的打击。
他早年有“明经致用”之志，但屡试不中，后改以“古法”，雍正四年初到皇城，便文动京师。乾隆六年，由方苞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张廷玉压制落选。
乾隆十五年，张廷玉为补偿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最后乾隆三十二年，彻底淡出科举，回乡教书。
姚鼐，几乎没有什么实权官僚经历。他于乾隆十五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终官一生都是这种考官、编纂闲职。
他自己也看透了，早早就辞官回乡教书，授学，带出一批子弟，为桐城派兴盛奠定了好的基础。
所以，桐城派兴盛，自然发端于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本身师承刘大櫆和姚范，也有自己的风格。
他有一众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其中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号称“姚门四杰”。
这些人也是曾国藩推崇的人，随着湘军崛起，曾国藩影响力渐大，曾推崇的“桐城派”也正式喊出来。巅峰时期的桐城派，不止文学，还包括诗词，画作等等。
兴盛时期的“桐城派”，主要还是桐城籍、安徽籍为主，这些人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很复杂的，主要包括三种：师事关系，私淑关系，姻亲关系。
其中，又属姻亲关系是最紧密的，截止目前有记载的情况，桐城几个大家族之间都是有姻亲关系的，就拿张廷玉家族来说：张廷玉祖母吴氏，是吴德升之女，和后来的吴汝纶是一个家族；
张廷玉的母亲是姚氏，姚孙森之女；妻子姚氏，是姚孙森孙女；长媳姚氏，张若霭的妻子等；和姚范、姚鼐也是一个家族。
到曾国藩这代，已经属于“桐城派”末流，这包括了曾国藩及“曾门四大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也包括了他们的学生。
到了末流，已经面临很多环境的变化，中国逐渐沦落，西方实用科学在冲击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力，并且通过不断的洋人入侵等，活生生的教育了这些强调文章“古法”的大儒。
这时候末流内部逐渐有了分歧，曾国藩已经开始结合“经世致用”而很多人还在墨守陈规，这时候他们之间逐渐互相瞧不上，开始了对立。
再到“五四运动”时期，已经严重和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对立。强调“古法”的桐城古典文学，已经被经世致用的各类科学猛烈冲击，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综上，整个“桐城派”文学贯穿了清代。从明末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时候对清代文学的影响几乎占据了绝对地位，可以肯定地说，对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