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虽然培养了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等人,但他自己本身是儒家的杰出人物。荀子认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又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是非常进步的思想,意识是说大自然是不受社会政治好坏的影响的。
荀子名况,字卿,出生于战国末期的赵国,因其学问精深,故时人尊称其为“荀卿”。
然而,荀子虽被视为是继孟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但他的思想却与孔子、孟子的思想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荀子的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一种颠覆。
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学术圈自然也不例外。到了战国晚期,孔子所创的儒家已是山头林立,这其中,由亚圣孟子创立的“思孟学派”势力最为强大。
思孟学派以心性之学为基础,提出“性善论”,推崇“王道”,言必称尧舜。这种思想深受统治者的欢迎,因此,自宋代开始,孟子及其学派就被视为“得孔子真传,居儒学大宗”。
然而,以荀子为代表的三晋儒家并不认同孟子的学说,认为思孟学派趋向于以周朝礼乐制度为社会理想,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
但缺乏对社会现实及人性现实的冷峻思考,因此,荀子讥讽孟子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而荀子本人则主张“法后王”、“礼法并用”,与言必称“先王之道”的孟子针锋相对。
正因如此,荀子虽然被后人誉为儒家的“集大成者”,但在“儒家五圣”、“孔门十哲”的行列中,始终没有他的身影。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荀子改良儒学思想的本意,是为了重振儒家的气象,但却无端遭受门派冷落。
于是,荀子默默做了一件事情,而这件事也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桩悬案,那就是——身为孔门大儒的荀子。
为何没有教出一个像样点的儒家学生,反而教出了李斯、韩非这两位大名鼎鼎的法家弟子?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先生,兼具中西文化之深厚学养,他集四十年潜心研学之心得,以哲学建构和逻辑分析的眼光,搭建起东西方思想的桥梁,堪称中西文化之摆渡者。
傅佩荣教授在解读传统经典《论语》《孟子》《老子》《 庄子》《周易》《大学》《中庸》方面造诣颇深。
他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儒家又称“孔孟之道”,孔子是出发点,孟子是中继点,那么荀子,以及后来的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能算是真正的儒家吗
如果说,孔子是儒家学派的缔造者,那孟子和荀子就是儒家学派的光大者。然而,身为顶级大儒的荀子,却教出了韩非和李斯这两个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
其中,韩非被后人尊为“韩子”,被视作法家的集大成者,而李斯更是帮助秦始皇奠定了统一中国的政治基础。
然而,儒家的老师怎么会教出法家的学生呢?究其原因,就在于荀子和孔子、孟子思想的核心不同。
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在《先秦儒家哲学》这本书中,傅佩荣向我们阐述了“仁”的概念。
他认为,孔子所说的“仁”,实际上包含了三层意义:人之性向善、人之道择善、人之成至善。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孔子看来,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向善的天性,只是暂时被红尘所掩盖。要想把这种天性重新激发出来,就要用到仁的力量。
所谓“仁”,其内涵就是真诚——当一个人有了真诚的意念,那行善的力量就会由内而发。
如果每个人都能用“仁”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会重新回到“礼乐和谐”的道路上。因此孔子指出,“仁”是每一个人的终极出路。
后来,孟子进一步把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发扬光大,他把孔子的思想与治国理政融合到一起,提出了“仁政”的观点,并向国君们兜售这套“仁政”方案。
可以说,孔子与孟子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秉承的都是“人性善”的思想,认为依靠人的自我修养和道德理念,就能创造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
然而,这种想法却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孔子和孟子死后都备受推崇,但他们生前却不被重用。
国君们对儒家思想抱着这样的态度:虽然你说的很对,但却没什么用!
荀子不是孔子、孟子那样的理想主义者,他并不认同孟子的“性善论”,而且基于自己对人性的认识和理解,提出了“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由于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因此在他的学说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那就是“礼”。
荀子的“礼”不同于孔孟的“仁”,他指出:“礼者,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如果说,孔子和孟子强调的是人的自我救赎,那荀子更强调以礼法约束人的行为。
在《礼论》中,荀子对此作出了进一步阐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在荀子看来,“礼”才是君王治理国家、维系社会的根本所在,他据此指出,礼有两个作用:一是养,二是别。
养就是调养,“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调节人的欲望,满足人的追求,让每个人都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让大家都能活下去。
如果没有礼的约束,大家一窝蜂去争夺资源,那社会就乱了,因此,需要用“礼”来规定长幼尊卑,好让大家各安其位。
别就是分别,“何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贵贱皆有称者也。”
荀子认为,如果大家都一样,努力也吃一碗饭,不努力也吃一碗饭,那谁还愿意奋斗?因此,必须用“礼”来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
提出“性恶论”之后,荀子的思想就逐渐偏向法家了。我们知道,法家思想的出发点也是人性本恶,针对人性中恶的一面。
法家认为,君王必须制定严峻的律法,以约束人的行为,让人不敢作恶。这与孔子、孟子所提倡的“以道德激发人性之善”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
虽然荀子并没有真正把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结合起来,但从荀子的两名弟子身上,我们不难看出,荀子的思想早已从儒家的“礼治”转向了法家的“法治”。
傅佩荣指出,儒家在外观上有三个特点:首先,儒家尊重传统,中国古代的六经,就是依赖儒家的学者们代代相传,才得以传承至今。
其次,儒家关怀社会,他们学习、修养的目的,是为了投入社会,改善社会,造福百姓。第三,儒家重视教育,关怀下一代的发展和成长。
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那荀子思想的核心还是儒家的思想。
例如,他在《天论》里写道:“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
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
由此可见,荀子秉持的治世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孔子相同的,但荀子与孔子、孟子的根本分歧在于。
荀子认为,想让世人重拾礼仪,仅靠教化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用合理的手段去约束世人——这就有点类似法家的行事作风了。
所以傅佩荣认为,荀子只是表面上的儒家,在他儒家外衣的伪装下,藏着的却是法家的血肉。
应当说,儒家思想更适用于大一统的朝代,在混乱的战国时代,国君们更愿意用法家的严峻律法约束百姓。
因此,荀子试着将儒家和法家融合起来,用法家的方式让世人接受儒家的观点。而这也对他的两位高徒——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师承荀子的韩非,不仅将荀子的理念融会贯通,还将法家的思想加以总结、归纳,最终形成了一个严密而有序的思想体系。韩非过人的才华深受秦王嬴政欣赏,结果遭到同窗李斯嫉妒。
李斯在嬴政面前说了很多坏话,结果嬴政听信李斯的话,一怒之下将韩非打入大牢,最终,韩非冤死狱中。
而李斯本人也没有落得好下场,嬴政死后,秦二世登基,李斯被奸臣赵高诬陷,下场极为凄惨。《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
韩非和李斯虽然先后死去,但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论,却在秦国得到实施。他们的思想比荀子更为激进。
韩非认为,人君不能相信下属对自己的信赖和忠诚,只能以重刑、厚赏的手段,将法、势、术相结合,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
秦王嬴政正是因为采纳了法家的学说,才迅速积蓄实力,一扫六国,统一中国。
然而,因为秦朝的律法太过严苛,导致百姓无法生存,民怨沸腾,最终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的帝王吸取了秦朝的教训,重视休养生息。
汉武帝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汉代以后,儒家才得以成为天下的显学,而孔子和孟子也分别被尊为“圣人”和“亚圣”,至于教出两位法家弟子的荀子,自然就没有被封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