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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把朱棣与朱元璋相比的话，朱棣看问题更多的是一位将军，而朱元璋则是一位统帅，两者的主要差距在看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上，最明显最能说明问题的在两个方面：如何防御蒙古；对待安南的策略。朱元璋针对蒙古军队袭扰的策略是依托长城防线进行防守反击。
明成祖朱棣在位总共21年（公元1403年到1424年），在内政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
1，迁都并大规模修建北京；
2，派出郑和七次下西洋，将明朝的影响力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东亚拓展到西亚乃至印度和阿拉伯半岛；
3，连续五次亲自率领大军深入草原，远征蒙古诸部，实现了御敌于国门之外；
4，派大军平定安南的叛乱并将其收归中国版图；
5，修纂《永乐大典》、疏通京杭大运河等等。
单纯从表面上看的话，明成祖朱棣绝对是配得上“雄才大略”这四个字，甚至后世有些人认为其成就和能力都远超其父明太祖朱元璋。
对此，笔者只能呵呵。下面我们一一来分析和比较一下。
第一，迁都北京。朱元璋生前就已经认真权衡过迁都北京的利弊，朱棣作为分封在此的燕王，自然一清二楚并深刻参与过讨论，故而选址的想法算不上他的首创。至于建造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的是政府官员，干活的是老百姓，跟他没多大关系。
第二，郑和七下西洋。最远曾经到达过非洲东海岸，确实做到了扬国威于海外的目的。然而，这种单纯出于政治目的的大规模远航，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赔本买卖，是不可持续的。
不错，沿途经过的许多小国表示臣服于大明，并派出使节随船队到北京向皇帝进献方物，但是中华帝国的朝贡贸易体系的本质决定了明成祖给予使节的赏赐价值远远超过那些所谓的异域珍宝。
换句话说，其本质上都是赔本买卖，并且给明朝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故而在明成祖驾崩之后，远航立刻被废止。
假使郑和的船队能够以商业利益为目的，利用大明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物产来赚取利润的话，则不但远航得以延续，而且能刺激民间商业贸易的发展，进而增加政府的税收，形成良性的循环
可惜的是，这些都没有发生！
第三，明成祖连续五次征讨蒙古。每次都是凯旋而归，但是，取得的战果却值得怀疑。此外，蒙古问题解决了吗？当然是没有，不然的话，也不会在短短二十多年后发生皇帝被俘的“土木之变”这样的灾难，也就是说，国门依旧不安全。
第四，平等安南的叛乱是成功的。但将安南并入中国版图的决定绝对是错误的和灾难性的，从1406年第一次派出军队，到1427年撤军，除了损失了数十万军队和数不尽的钱财粮秣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
第五，至于编撰《永乐大典》和疏通京杭运河。一个是为了突出皇帝政绩的面子工程，一个是为了养活逐渐膨胀起来的京城必要措施，算不上突出。
假如把朱棣与朱元璋相比的话，朱棣看问题更多的是一位将军，而朱元璋则是一位统帅，两者的主要差距在看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上，最明显最能说明问题的在两个方面：
1，如何防御蒙古；
2，对待安南的策略。
朱元璋针对蒙古军队袭扰的策略是依托长城防线进行防守反击。
首先，以建立在长城以北的大宁、开平、东胜三个卫所作为前哨，以达到前期预警和迟滞敌军的目的。
其次，集结重兵在长城两侧的地势险要之处，依托坚固城防工事进行防御作战。
最后，从靠近长城内侧的太原、大同等重镇派出增援部队，实施战略打击。按照这种部署，北京与前线之间的直线距离将达到200公里以上，具有足够的战略纵深。
可是朱棣不但将投降的朵颜三卫迁到长城以内，而且一股脑把长城北边的卫所全部迁走了，如此一来，在把战略纵深缩小一半的同时，失去了侦察草原部落动静的眼睛，此外，暂时降服的蒙古部落也是个隐藏的炸弹。
朱元璋曾经明确表示将安南列入永不征伐之国，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已经不得而知了，笔者推测极有可能是因为安南等国远离中华文明的腹心之地，接受汉文明的程度很浅，而地理位置又决定了其居民的风俗习惯与大明截然不同，短时间内难以同化，或者同化起来的代价过于高昂。
朱元璋是从元末群雄逐鹿之中脱颖而出的，形势迫使他必须具有审时度势把握全局的战略眼光，而朱棣登基之前不过是负责北京地区防御的地方主将而已，故而其眼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此外，为了证明父亲没有选择、而自己是错误的，朱棣有可能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结果是给明朝余下的200年里带来无穷的边患。